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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师议论文素材

发布日期:2019-11-15 23:4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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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仅是自己专长上给世人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他们屹立在那里,激励后人。巴金,陈寅恪,却在自己的年岁的终点处,仍有着非同寻常的创造力。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遂而成为青年的偶像。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他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他曾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父亲家庭暴力、赌博、吸毒、出轨未尽丈夫、父亲责任我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

  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

  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 ”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也许,有类人躲在书斋为人所不知;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更不清楚,他们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着石头上山,而每次又从山顶滑下来。可当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人们又会想起什么呢?

  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因此,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他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

  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粉碎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专注地坐在那里。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领域里的先驱者。

  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

  “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

  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

  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

  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

  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

  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

  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

  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

  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

  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

  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

  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

  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

  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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